刘仁文 法学博士，经济学博士后，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
一般情况下，嫌疑人对律师不满，大不了辞退，没必要检举揭发。这个事情很蹊跷。会不会有关人员动员他检举呢?当然，这只是我的猜测。
让嫌疑人说“不知道”没有问题。沉默权是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的，我们国家虽然还没有明确规定，但从无罪推定原则可以推导出这一权利。
如果律师作伪证，抓人的就是他的对家－－－同一个案件的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，甚至是同一个案件的侦查人员或检察人员----而没有“回避制度”，“报复性执法”就会成为可能。
立功制度可能制造冤假错案
新京报：重庆打黑风暴中，北京律师李庄涉嫌伪证罪被拘捕，引发各界关注，你怎么看?
刘仁文：这个案件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嫌疑人龚刚模竟然举报了为自己辩护的律师，而据媒体报道，一个原因是为了立功。立功制度是我国刑法里一个很奇怪的规定，它主要是鼓励揭发他人犯罪行为。但我们知道，罪责的基础是犯罪行为本身给社会造成的危害，以及通过犯罪行为所反映的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。立功制度远离了罪责的基础，是在犯罪行为和主观恶性之外寻找理由。这就导致很多嫌疑人和律师，想尽办法从这些渠道寻找减轻处罚的理由。
新京报：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?中国文化不是讲究“将功补过”吗?
刘仁文：法律要对社会的道德塑造起一个良性的作用，立功制度是背道而驰的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，亲友、父子、夫妻之间被鼓励互相检举揭发，不就是为了得个奖励，立个功，或者跟你划清界线，这个东西对社会非常糟糕。我办过一个案子，检察官很尊敬我，想给嫌疑人减刑，就出主意，说这个犯罪行为他自己都承认了，不好把黑说成白，要减轻处罚或者判缓刑只有一个办法，让他想办法去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。台湾有个律师在大陆办一个台商的案子，事后跟我说，大陆刑法中的立功制度不好理解，“犯了什么罪就判什么刑，为什么检举揭发一个跟这个事情毫无关系的人就可以减轻罪责?”我还看过一个关于美国冤假错案的材料，在美国由于刑讯逼供得到比较好的控制，因此它的冤假错案主要是其他一些原因造成的，其中告密占到21%。
新京报：你是说，类似的立功制度，反倒可能制造新的冤假错案?
刘仁文：是的，立功可能成为一些犯罪人的救命稻草，很不利于防止冤假错案。如果我们的某一项制度虽然在个案中起到了帮助侦破的作用，但从长远看却是瓦解社会，那就值得检讨。对于本案，一般情况下，嫌疑人如果对律师不满，大不了辞退，不请他就是了，没必要检举揭发。所以我感到这个事情很蹊跷。会不会有关办案人员动员他检举揭发自己的律师，并给他一些许诺呢?我们知道，不管能不能兑现，犯罪嫌疑人此时的心理就是抓住一切救命稻草，容易受到办案人员关于减轻处罚的诱惑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。
让嫌疑人说“不知道”没有问题
新京报：我们具体分析一下案情，目前警方披露李庄四方面违法违规，一向龚刚模读同案犯笔录;二教唆龚刚模什么都不要说;三唆使龚刚模说被刑讯逼供;四教唆龚刚模扰乱庭审秩序。你怎么评价?
刘仁文：对于案情本身，我无法作出判断，因为这四点目前只是有关办案机关声称的，到底有没有，能不能构成犯罪，将来应该由法院来判决。媒体在报道的时候，也不应该随意定性。就目前报道出来的细节，我觉得有些是可以质疑的。比如，嫌疑人指控律师，说用眼神、语气暗示他说被刑讯逼供了，暗示、引诱这种措词用到刑法上还是比较模糊的，不太科学，到底什么叫引诱?他跟律师的问话技巧是个什么关系?何况这种一对一的情形，你说我暗示你，我要是说没有暗示呢?怎么证明?
新京报：警方说，李庄会见龚刚模时，“教他在一些事情上说不知道”，“就三个字完了，别的不要多说”。这个有没有问题?
刘仁文：让嫌疑人说“不知道”是没有问题的。沉默权是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的，也是许多国家共同的做法，我们国家现在虽然还没有明确规定沉默权，但从无罪推定的原则出发，可以推导出嫌疑人的这一权利，大不了最后你说我认罪态度不好，在量刑上加以考虑。所以，如果只是教嫌疑人说“不知道”，根本谈不上什么毁灭、伪造证据。
新京报：李庄在会见龚刚模时，将两至三份犯罪嫌疑人笔录念给他听，并告诉他“其他嫌疑人在交待的材料中并未提到你”。这个存在什么问题?
刘仁文：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，关于共同犯罪人之间一方可不可以作为另一方的证人，如何取证。比如我是张三的律师，李四是同案犯，我如果提出会见李四，找他核实一些问题，公安机关现在是不允许的，会说我不是李四的律师。实际上，这是不符合发现事实真相的司法规律的。具体到本案，我不认为将两至三份其他犯罪嫌疑人的笔录念给当事人听与“律师伪证罪”有关系，连串供也谈不上。所谓串供，也得有互相串联和商量，是双向的，但现在是单向，只是把对方如何说告诉他。
新京报：李庄给龚刚模支招，让他申请伤情鉴定，“如果法庭不予采纳，我就当庭离开，让法院开不成庭”。这个被认为扰乱庭审秩序，你认为呢?
刘仁文：律师可以想办法，但听不听是法官的事。这是正常的诉讼技巧。
新京报：有媒体批评，李庄让家属搜集一些嫌疑人曾经植树造林的材料，是钻法律空子。你认为呢?
刘仁文：这个不能往犯罪上套。刚才我举的例子，检察官还给律师出主意，看能不能找到嫌疑人立功的材料呢。这都是在法律范围内出主意，是完全正当的。关键是，龚刚模到底有没有植树造林这个事，只要这个材料不是假的，就不触犯刑法。“报复性执法”在现实当中经常出现
新京报：案件的细节还需要调查和公开，现在不急着定性。我们谈谈案件背后的制度问题，刑法第306条一直备受争议，你认为，规定律师伪证罪是不是必要?有没有问题?
刘仁文：我先说一件印象很深的事，几年前参加清华大学法学院的一个模拟法庭，专门针对刑法第306条。美国没有我们中国刑法中的律师伪证罪这样的条款，但美国律师在模拟美国的法庭时，律师妨碍司法，骗办案人员，最后构成了好几项罪，包括妨害司法罪。记得当时一个中国律师做点评，说听了这个案子后，觉得在美国做律师比在中国还危险。说明什么问题呢?如果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，恶意作假，伪造证据，妨碍司法，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要作为犯罪来处理，都要受到严厉的刑事追究。这是我们讨论问题要明确的一个前提。如果只是笼统说删除第306条，把律师伪证罪彻底废除，不一定科学。
新京报：既然必要，为什么律师伪证罪在我们国家出现这么多争议?
刘仁文：我有一个数字，从1997年到现在，被指控触犯第306条的律师最后到了法院，有80%以上被判无罪。引出来的问题是，这个条款罪与非罪的界限不明确，很大程度上成为办案人员报复律师的一个手段了。
新京报：为什么会变异呢?
刘仁文：有几个问题，首先，我国刑法将律师单独作为一类伪证罪的主体来规定，有违刑事立法的公正性。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来看，应当把警察、检察官、法官以及其他行政执法人员一视同仁地规定为这类“伪证罪”的主体，因为这些人同样存在威胁、恐吓证人的现象，而且他们的权力更大。如果只规定辩护方，而不规定指控方，就会造成立法上的职业歧视，无法实现控辩双方的“平等武装”。其次，本罪的规定过于笼统。像“引诱证人改变证言”之类的措词，极易带来执法的随意性。事实上，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情况非常复杂，有时“引诱”本身就是律师询问证人的一种技巧，将其泛刑罚化，无疑是给律师头上悬了一把剑。第三，将律师伪证行为不分情节轻重，直接用刑法介入，不符合刑法是最后一道防线的理念。应当把一般的律师伪证行为交由“律师协会”这样的行业自治组织来处理，只有严重的伪证行为才能追究刑事责任。当然，与此相适应，也需要切实加强律师行业的自治力度，否则就会出现一些公安和检察机关所说的“律师没人管，既然这样，就只好我们来管”的恶性循环。第四，对“律师伪证罪”的诉讼制度设计存在瑕疵。如律师作伪证，抓人的和起诉的就是他的对家－－－同一个案件的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，甚至是同一个案件的侦查人员或检察人员－－而没有建立有效的“回避制度”，致使“报复性执法”成为可能。
律师调查取证难是问题的核心
新京报：律师职业保护问题也是这个案子引出的议题。有人提到律师刑事责任豁免制度，提出加强对律师的保护，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?
刘仁文：我国《律师法》也规定了律师言论豁免权和为了保护委托人的利益拒绝作证的权力，但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，如只说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、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，难道在公安和检察阶段就可以受法律追究?还有就是如何把《律师法》的这些精神与《刑法》、《刑事诉讼法》衔接起来，真正保证律师的职业特权。
新京报：律师不愿意做刑事辩护，认为有三大难：会见难、阅卷难、调查取证难。律师伪证罪就是在调查取证过程中触犯的。问题出在什么地方?
刘仁文：“律师伪证”在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突出问题，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。例如，法庭上证人出庭率极低，导致控辩双方对对方证人的证言有疑问时，无法像国外那样在法庭上进行交互质问，这就使得律师只能在开庭前私下接触控方的证人。而由于我国证人更改证言的随意性，同一个证人对控辩双方作证的内容可能有很大差异，如果此时随便给辩方下套，对辩方充分发挥辩护策略和才能，无疑是一个障碍。又如，尽管法律规定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，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收集和调取证据，但实际上律师的申请往往被检察院或法院置之不理，致使律师调查取证十分困难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的律师在向控方的证人调查取证时，还需要征得控方同意，如果不同意，律师连接触证人的权利都没有。还有，法律规定，只有到了审查起诉阶段律师才可成为辩护人，因此在侦查阶段，律师根本就没有调查取证权，又缺乏《民事诉讼法》的申请证据保全制度，所以如果这一阶段侦查人员对有关实物证据进行破坏或销毁，律师根本无从抗衡。
新京报：这些问题应该怎么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