申欣旺：感谢各位的莅临，这是我们“律政俱乐部”的第一次研讨会，由《方圆律政》杂志律政俱乐部主办，北京鼎石律师事务所协办。研讨会的主题是：从黄光裕案看富豪刑事法律风险防范。

 

黄光裕在1987年创办的国美电器目前已发展成中国最大的家电零售企业。2004年销售额238亿元，在中国所有连锁企业中排名第二。除了零售之外，黄光裕在地产方面也有数十亿的投资，并在今年初成立了国美置业。2008年11月23日黄光裕被公安带走调查，迄今不知下落，可能与其早年涉嫌利用空壳公司违规运作、非法挪用资金与行贿行为等有关。

 

在近20年中，中国的富豪问题不断，纷纷落马，比如农凯集团原董事长周正毅、健力宝集团原总裁张海、德隆集团原总裁唐万新、创维集团原董事局主席黄宏生等。在座既包括非诉领域的公司法律顾问，也包括在业界久负盛名的刑辩律师，那么，我们这个研讨会就是希望以黄光裕案为切入点，深入分析企业经营管理者在商业活动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，尤其是刑事法律风险，并切实提出可行的风险防范机制与办法。

 

田英辉（北京鼎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）：目前黄光裕案主要是讨论，从媒体的信息各方面去评论，我提供的资料是2008年底财经杂志的报道我们以松散的形式互相交流，互相学习。

首先，我先按时间顺序看一下背景，黄光裕2006年曾经涉案，贷款案为此也埋下了伏笔。

 

钱列阳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）：通过律师办理的案件来看，我们发现，很多企业家更多的依赖人际关系，打政策的擦边球。（对这些富豪来说），第一桶金的获得，对于人脉关系的依赖，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印象。对于法律的守法意识非常低，他们将违法带来的效率放在第一位，而规则放在第二位。他们本身对于法律的作用持怀疑态度，认为法律保护不了他们，企业经营过程中有事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。

 

田：很多出事的企业家以及企业不是没有律师，也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。

 

钱：从以往案例中可以看出，落马的国企老总多是犯受贿罪这类侵犯国家公职人员廉洁性的犯罪；这主要是个人行为导致的犯罪。而私企老总触犯刑律则不同，比如偷税罪、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、虚报注册资本罪等。

 

原因在于，国企在操作层面，相对更加正规。中央一级的国企，在高层会议上有“两个半人”有资格参加，那就是总会计师和总法律顾问。他们列席最高层会议，提出他们的看法。尽管总会计师、总法律顾问只是列席高层会议，他们没有表决权，但事实上他们能够参与决策。

 

田：这是否证明国企的法律风险内控机制更加完善？

 

韩嘉毅（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）：民企和国企的老总有自己的特点，他们的动力来源不同。民企的资产是自己的，因此更加看重业绩。不同的动机导致犯罪的不同，我在这里稍为总结一下目前的这些问题富豪的特征。犯罪的民企老总有些共性：少年家境贫寒，都有一段奋斗史；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；都是一夜暴富的经历；高科技行业出问题的民企老总少，传统产业出问题的民企老总多。有个人的因素，也有社会的因素，总体说来法治不健全是一个方面，但大背景都是权力寻租。不仅是法治不健全，更重要的是政府权力不受制约。

 

在新西兰的一个朋友开了一家卡拉OK，从防火、设计、建筑材料等的审批，都没有政府官员出面，而是由民间的中介机构对此负责，很快就办下来了。而整个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只有几个人，完全没有任何需要寻租的地方。

想彻底解决问题富豪的困境，现在看来仍不成熟，我估计在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类似案件和落马富豪。

 

钱：江苏铁本的案件，开庭前就拖了一年半的时间，06年4月1日当天开庭审判，第一次开庭至今已经三年了，至今还是无法判决，当事人最近才取保候审。商界还是权力夹缝中生存，在于政府的沟通过程中，规则、法律的含量偏低，过多依靠非正常的交易。

 

申：富豪的犯罪都是怎样发生的？

 

韩嘉毅：中国的企业家分为两种：一种是正道赚钱的，靠市场竞争，不图政治回报；第二种是权谋企业家，对他们来说，辛辛苦苦的赚钱，不如走关系来的快。第二类企业家出事业更快，而第一类企业家也很容易转变为第二类企业家。迅速发展的市场，落后的法律环境，都是刺激因素。而对待落马的富豪，老百姓的心态有典型的三步，1，这个人没干明白；2，得赶紧想办法捞人；3，肯定是得罪什么人了。

 

我们目前的市场环境，在某种程度上也逼迫富豪们走第二种路子。富豪为什么犯罪？很多富豪在捞了第一桶金后，必须迅速扩大本身的政治资本。历史上的胡雪岩就是典型。

 

当然也有第一种企业家的典型，遵纪守法。他请最好的会计、审计和律师，通过正道赚钱。刑事案件是最可怕的，所以用一切方法保证合法经营。他和会计师事务所签合同时约定，如果查出公司里有偷税漏税的，查出来的钱归会计师事务所；但如果审查不过关，没有查出来，则会计师事务所对后果负全责。

 

对于企业高管或者说富豪落马的原因，也有好几种，要进行分类：有意犯罪的以内，本身骨子里就不善良；无意犯罪的，随着企业的扩大，母公司、子公司、分公司等等太多太杂，自己把关系都弄不清楚了，结果在经营时触犯了法律，像德龙案，搞来搞去就把自己给搞进去了；还有一种犯罪，则是由于界限模糊，立法本身都没弄清楚犯罪的构成，比如虚开增值税发票罪，这是行为犯，而不是结果犯。在实际经营过程中，三角对开、互相对开等虚增业绩的行为，实际上就触犯了本罪名。这种情况，很多时候让企业没有办法。天津有一个矿长，请客吃饭后需要发票来顶这笔支出，结果会计稀里糊涂的用了增值税发票。被发现后，矿长最后争取到了取保候审。

 

当然，还有一种犯罪，权力斗争,政治斗争的牺牲品.在富豪之间，因为夫妻反目、二奶搞前妻、兄弟翻脸等等，都会借助刑事的罪名。当然还包括卷入政治斗争，这种案件最可怕。

 

钱：民企的老总，往往有一大堆的社会头衔，过多的荣誉，只要企业发展大了，给政府的纳税多了，在本地也就变得重要了。因此，企业老总很重视关系，而轻视法律。企业家成功太快以后，心里膨胀，无所畏惧，听不进意见，也没有人能给指点，所谓“天老大，我老二”的心态。导致他们犯罪而落马。

 

申：现实的情况是，法治仍然不完善，但对于律师、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，风险仍然要防范，对于这个问题，有什么好的建议？

 

钱：我认为，中国的企业家自身素养的发展，和律师一样，是从经验型到知识型，再到学者型。仅仅有吃苦耐劳是不够的，未来的三十年是前三十年基础之上的发展，是在理念上、文化上进行竞争。很多企业家发展到一定高度后，已经听不进去别人的话，所以最后走过法律的底线。可见道德、法律理念的自我约束是最后一道关卡。

 

韩冰（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主任）：横向的比较来看，欧美国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，也发生类似我国现在的问题，企业家大量的因为不正规经营而违法。国外解决类似问题，依靠的是什么呢，目前民企问题富豪是不是中国特色的问题呢？比如，现在的官员都是以环境，土地等作为条件谋取利益，但这些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。

 

钱：单一的政治体制确实可以让经济高速发展，例如泰国，菲律宾等过早民主，但经济发展慢。存在即为合理，单一制的行政命令可以提高效率，但是也存在弊端。

 

田：律师的作用在逐渐显露。富豪落马的原因，可分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。老话说：主观是根本，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在成长过程中是逐渐完善自我的，另有一类人就像黄光裕，头顶一块砖，脚踩一块砖，很危险，也容易被后面人追上来。另一个想法是：国家某些领域也在讨论企业家第一桶金的合法性，说明律师的影响也在加大。

 

韩嘉义：确实是这样，企业家也在转变。现在有很多企业家请我讲法律知识，非常主动的打电话向我咨询。在讲课的时候，他们听得很有兴趣，还主动要求延长时间。现在，企业家聘用法律顾问，咨询刑事法律的在大量增加。民营企业家看到黄光裕这种情况，越来越认识到，钱不是最重要的，人身安全与刑事风险才是第一位的，他们需求特别高，首先就问我，做这个事情，我会不会出事？他们的行动已经表明，需要律师以及法律保驾护航。

 

申欣旺：企业需要什么法律服务？

 

嘉：在和民企老总的交流过程中，不是普及一般的法律知识，主要是通过以案例来说法，增加企业家的法律意识。就企业家而言，关系最近的还是刑事律师。我们现在对待问题富豪是杀鸡儆猴，但是每个人都不觉得自己是猴，知道出事的那天才知道自己是鸡。民企觉得自己一个电话就可以把市长叫来，需要律师做什么呢。

 

任欣欣（北京鼎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）：实际上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律师也相当危险,一不小心律师可能就卷进去了，律师很多时候也处在刀刃上。我们主要做非诉业务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为律师应该怎么做？

 

钱列阳：确实是，一不小心就成了教唆犯。目前除了民企老总出事外，做得大的律师出事的也不少。

 

任欣欣：这个时候，律师的职业风险怎么办？

 

钱列阳：我在北京律协同时担任权益委员会的副主任，近年来有个工作就是“打捞”，打捞出事的律师。对于职业风险的问题，我个人的原则是：适当，适度，放弃，忍让。

适当就是，我就是律师，我也只是律师。法律人就说法律事，只在法律这个角度内做事。

适度，我作为律师不能收取合同外的收入，不拿额外的奖金、利益，因为你收了额外的钱财就受别人牵制，不得不做违法的事。

放弃，一个业务里，90%的事情律师已经做完了，但是还有10%的部分，客户要求提供不正当要求的时候，宁可放弃业务，也不要心存侥幸。

忍让，律师是钻牛角尖的，一分钱都不退，人家也没办法。但不能只守着法律的底线，该忍让的时候，还是得让，不要什么都回到法律底线。

 

 

韩嘉毅：吉林有一个律师，为客户提供风险代理，结果胜诉后客户不付费，一气之下该律师扣了客户的财物。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是该律师被“侵占罪”判了有期徒刑。类似的事情，律师防不胜防，所以律师也要正道挣钱。

 

--摘自检察日报